第2节
第二节甲申之乱光绪十年甲申冬，韩京设邮便局，大开祝宴。独立派首领金玉均、朴永孝等，预约党人，乘机举事，并窃通声气于日竹添公使。是日祝宴甫开，而金、朴等羽党齐集，遂杀事大派首领，六大臣同时被戮，韩京大乱。韩王恐怖，照会日竹添公使保护，日公使应韩王请，尽率保护使馆之二中队入宫守卫。袁世凯闻变，遂率兵往袭王宫。以日公使先在宫中，乃致书于日公使，其旨谓应韩民之请，率兵保全王宫，约日公使面商保护方略。书甫入，日公使未暇拆阅，而袁军已先鸣枪。时韩兵守宫门，日兵驻内院，清兵入门，先击毙韩兵数十人，继与日军相接。清众日寡，势不敌，日公使势甚危，韩军携轰雷一具入宫。日军知清兵性贪财物，取时计系轰雷机，袁兵果争取，触机爆发，炸伤多人，毁屋数间，袁兵始不敢前进，日公使乃得乘间出。韩王为袁世凯拥至清营，其富遂大受清兵蹂躏。汉城大乱，日国旅韩商民遇害者四十余人。竹添公使逃至仁川，报知政府。金、朴等仅以身免。甲申之变，在金、朴等不过欲锄灭昏顽误国之臣，使韩自强独立，亦谋国之忠也。讵臆袁擅入王宫，肆行杀戮，致成一大变乱乎？此袁激韩京甲申变乱之大略也。
“（光绪）十年，朝鲜维新党乱作。初，朝鲜自立约通商后，国中新进轻躁喜事，号‘维新党’，目政府为‘守旧党’，相水火。维新党首金玉均、洪英植、朴泳孝、徐光范、徐载弼谋杀执政代之。五人者常游日本，暱日人，至是倚为外援。十月十七日，延中国商务总办及各国公使并朝鲜官饮于邮署，盖英植时总邮政也。是日，驻朝日兵运枪炮弹药入日使馆。及暮，宾皆集，惟日使竹添进一郎不至。酒数行，火起，乱党入，伤其国禁卫大将军闵泳翊，杀朝官数人于座，外宾惊散。夜半，日本兵排门入景祐宫，金玉均、朴泳孝、徐光范直入寝殿，挟其王，谬言中国兵至，矫令速日本入卫。十八日天明，杀其辅国闵台镐、赵宁夏、总管海防闵泳穆、左营使李祖渊、前营使韩圭稷、后营使尹泰骏；而乱党自署官，英植右参政，玉均户曹参判，泳孝前后营使，光范左右营使，载弼前营正领官，遂议废立。”
“议未决，而勤王兵起。十九日，朝鲜臣民籥长庆平乱。长庆责日使撤兵，及暮不答。其臣民固请长庆兵赴王宫。及阙，日兵集普通门发枪。长庆疑国王在正宫，恐伤王，未还击，而日兵连发枪毙华兵甚多，乃进战于宫门外。王乘间避至后北关庙，华军侦知之，遂以王归于军，斩洪英植及其徒七人以殉，泳孝、光范、载弼奔日本。日使自焚使署，走济物浦，朝民仇日人益甚。长庆卫其官商妻孥出王京。”（《清史稿》卷三一三）
然世凯所以出此暴举者，实大有深意焉。世凯既拥韩王至军营，遂飞电报告李鸿章，转达政府。其作用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。录其报告李鸿章之电文于左：
十八日晚逆党金玉均、朴永孝等，藉日本兵力，戕杀大臣六人，汉城大乱。臣民纷纷来营禀报，据称日使竹添带兵入宫，国王吉凶奠测，乞求援救。卑职闻报，即派兵前往，并先致函日使，略云应韩臣民之请，派兵保护王宫。劝其将兵队退出，以靖人心，勿受乱党之愚，激成大变。候其复答，自辰至未，该使竟置不理。复饬营弁持名片往询，日兵竟开枪击毙我弁兵各一名。我兵甫入宫门，日兵即放排枪迎击，持战一时之久。幸我将士奋不顾身，拼命攻击，伤亡共十四人，日兵不支，由便门逃出。我军遂入宫搜拿余党。不料日人狠毒，预伏地雷，兵丁误触雷线，炸毙两人，毁殿屋九间。于宫侧庙内寻得韩王，惟乞救护。询问六大臣何罪被杀，推以不知，皆日使与金、朴诸人所为。王不敢居住宫内，乞为设法安置，遂议到营暂住。卑职一面派员访拿乱党，保护宫殿，弹压地方；一面严申军令，有敢擅动臣民一草一木者杀无赦。党首金玉均等，闻已随日使逃窜，余党潜伏，人心惶惶。查此次变乱之原因，系竹添与金、朴等谋使韩王叛我以自立，因此六大臣平素皆恭顺于我，遂先杀之以决王意。窃思数十年来，我国家糜饷劳师，保全藩属，仁至义尽，该国王昏庸暗懦，暮楚朝秦，若不急早图之，后患何堪设想。第思日本既能废琉球，我又何不可废朝鲜改为行省，许各国往来通商，各国必不与我为难。所与我争者日、俄耳。俄不过欲在太平洋得一不冻海口，可虚与饵之；我之海陆军尚可与日本抗衡，日苟与我起衅，尚左券可操。卑职居此日久，密迩东瀛。彼国虽偏小，上下一心，其图谋并吞高丽，形迹已彰。若复数年，羽毛丰满，则难图矣。且此次之变，日本擅自带兵入韩宫，戕杀大臣，其荒谬无礼，亦公法所不容。时哉不可失，惟宪台裁之。
李鸿章得袁禀，意颇嘉许，遂密商总理衙门。当时清国电报转折甚多，是电露透，为日东京新闻访事人以重金购得，揭载报端。日国遂开临时阁议，研究此事，预备一切。清政府遂派吴大澂、续燕甫二人为钦差查办大臣，带战舰二艘，驰往朝鲜，欲收改行省之效果。不料日政府已先派井上馨为全权大使，带兵千人，直捣韩京，与韩政府谈判，征收赔款。事平，续、吴始抵韩，见日国与韩廷交涉已定，且探日国尚有数千兵预备续渡，又见报纸遍载袁、李往来函件，知事机已泄。清政府遂密授意与吴、续二人，阳为查办致乱之原因，以了此局。
“朝鲜具疏告变，帝命吴大澂为朝鲜办事大臣，续昌副之，赴朝鲜筹善后。日本亦派全权大臣井上馨至朝鲜，有兵舰六艘，并载陆军登济物浦，以五事要朝鲜：一，修书谢罪；二，恤日本被害人十二万元；三，杀太尉林矶之凶手处以极刑；四，建日本新馆，朝鲜出二万元充费；五，日本增置王京戍兵，朝鲜任建兵房。朝鲜皆听命，成约。”（《清史稿》卷三一三）
第三节中日天津之谈判
日政府以清此举虽中止，而袁久驻韩终必为患，于是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，西乡从道为副使赴清廷，大旨约请彼此撤退驻兵，并请清查办擅杀日人民之弁兵，共保东亚和局。
光绪十一年四月，日全权大使会李鸿章、吴大澂，于天津谈判。李、吴谓日竹添公使不应带兵入宫，擅杀韩大臣。日两全权大使谓袁世凯不应先行开枪，并纵兵妄杀日商民。李、吴袒袁特甚，彼此互辩不屈，议将决裂。逮十八日，清忽变计，容日要求，结彼此撤兵条约，所谓《天津条约》者是也。约内载明互撤驻韩兵，将来遇有派兵事均须先行知照。条约结后，在表面观之，两国感情系已融洽，究之实有不可已之势。盖清始欲用袁谋以图韩，兹不但不能遂欲，而转受人牵制。在日本以清政府欲谋朝鲜，有唇亡齿寒之忧，须臾不能去。故日君臣上下自此益加意提防。两国交际上有此种种触绪，加以朝鲜藩属问题未能解决，遂生出以后之恶感。
“（光绪）十一年正月，日本遣其宫内大臣伊藤博文、农商务大臣西乡从道来天津，议朝鲜约。帝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，副以吴大澂，与议。谕曰：‘日本使臣到津，李鸿章熟悉中外交涉情形，必能妥筹因应。此次朝鲜乱党滋事，提督吴兆有等所办并无不合。前据徐承祖电称，日人欲我惩在朝武弁，断不能曲徇其请。其余商议各节，务当斟酌机宜，与之辩论，随时请旨遵行。’三月，约成，鸿章奏言：‘日使伊藤博文于二月十八日诣行馆会议，当邀同吴大澂、续昌与之接晤。其使臣要求三事：一，撤回华军；二，议处统将；三，偿恤难民。臣惟三事之中，惟撤兵一层，尚可酌允。我军隔海远役，本非久计，原拟俟朝乱略定，奏请撤回。而日兵驻扎汉城，名为护卫使馆，今乘其来请，正可乘机令彼撤兵。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，不欲中国干涉，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，而在永远之辍戍。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，无事时固可相安，万一朝人或有内乱，强邻或有侵夺，中国即不复能过问，此又不可不熟思审处者也。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，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，其所注重实在于此。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，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，或朝鲜有叛乱情事，不在前条之列。伊藤于叛乱一语，坚持不允，遂各不怿而散。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：撤兵可允，求不派兵不可允。万不得已，或于第二条内添叙：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，可各派兵，互相知照。至教练兵事一节，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。臣复恪遵旨意，与伊藤再四磋商，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。第一条，议定两国撤兵日期；第二条，中、日均勿派员在朝教练；第三条，朝鲜变乱重大事件，两国或一国要派兵，应先互行文知照，及其事定，仍即撤回，不再留防。字斟句酌，点易数四，乃始定议。夫朝廷睠念东藩，日人潜师袭朝，疾雷不及掩耳，故不惜糜饷劳师，越疆远戍。今既有互相知照之约，若将来日本用兵，我得随时为备。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，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助，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，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。至议处统将、偿恤难民二节，一非情理，一无证据，本可置之不理。惟伊藤谓此二节不定办法，既无以复君命，更无以息众忿，亦系实情。然我军保护属藩，名正言顺，诚如圣谕谓’提督所办并无不合，断不能曲徇其请’。因念驻朝庆军系臣部曲，姑由臣行文戒饬，以明出自己意，与国无干。譬如子弟与人争斗，其父兄出为调停，固是常情。至伊所呈各口供，谓有华兵杀掠日民情事，难保非彼藉词。但既经其国取有口供，正可就此追查。如查明实有某营某兵上街滋事，确有见证，定照军法严办，以示无私，绝无赔偿可议也。以上两节，即由臣照会伊藤，俾得转圜完案。遂于初四日申刻，彼此齐集公所，将订立专条逐细校对，公同画押盖印，各执一本为据。谨将约本封送军机处进呈御览，恭候批准。臣等禀承朝谟，反覆辩折，幸免陨越。以后彼此照约撤兵，永息争端，俾朝鲜整军经武，徐为自固之谋，并无伤中、日两国和好之谊，庶于全局有裨也。’由是中国戍朝鲜兵遂罢归。”（《清史稿》卷三一三）
要而论之，袁世凯当日之谋，实有令人可惊可畏者。使清政府与李鸿章能明断敏速，出师图韩，一跃而登，真令日方无从措手。即日军奋然而作，然以当日海陆军论，尚不知鹿死谁手。袁之外交，诚有剽悍之手腕哉。虽然假令清胜而日败，则日本必图恢复；清则战胜而骄，兵备益弛，后此之败，较甲午或更有甚焉。设清败而日胜，是甲午之役移诸十一年前，则清之沈沈酣睡又当旱省也。
第四节李鸿章之保荐
《天津条约》定后，两国之兵均于是年七八月间陆续撤退，袁世凯亦随营归国。当束装时，遍交韩之事大派，如执要政之金允檀、金炳始辈，皆与订莫逆交。盖袁之精明狡猾，知清国迩时大局，国内恐难立功，欲求立功，当于异域。故袁虽归，其心仍恋恋朝鲜。及归，一面交李鸿章左右亲信，使道其才智，一面将韩事条陈于李。今择其要事数则于下：
（一）韩王昏聩糊涂，最易受人煽惑，又复见异思迁。我国家不派明正大员驻彼监督，久必为日俄所愚，叛我独立。
（二）韩之臣民多数皆主独立自主，欲脱我范围。今驻兵全撤，独立派之范围，必日见膨胀。
（三）我国家现派驻韩之陈树棠，其名为办理商务委员。东西各国皆有特派公使。以委员对于代表国家之公使，名分相去甚远。遇有外交，进退皆难，且久为各国公使所鄙。虽上国对于属邦，不能同于各国简派驻使，亦当酌派位分稍尊之员，增其权限。且我国家在朝鲜应办之事，实不止于商务，今仅定名为商务委员，是自缩其权力，可否仿照元朝故事，派大臣监国。
（四）大院君智谋才略，实胜其子数倍，颇为其国人所尊敬，且深明大义。光绪八年不得已而虏归，兹宜晓以大义，赦其回归，使其父子同心协力，于其国计颇有裨益。
李鸿章像袁世凯以上之意见，颇为李鸿章赏识。加以李左右人又多赞袁才略，于是李将袁条陈并附己之意见，达知清政府。政府主政诸人不加断决，嘱李鸿章自行出奏。李以政府既不反对，遂将袁两次在韩功绩并其条陈及大院君赦回与清国有益之旨，奏达清廷。奉旨赏袁世凯以知府用，并加三品衔。
“（光绪）十三年，鸿章遵旨筹议朝鲜通使各国体制，奏言：电饬驻扎朝鲜办理交涉通商事宜升用道补用知府袁世凯，转商伊国应派驻扎公使，不必用‘全权’字样。旋于九月二十三日接据袁世凯电禀：准朝鲜外署照称：‘奉国王传教，前派各使久已束装，如候由咨文往返筹商，恐须时日，请先电达北洋大臣筹覆。’并据其国王咨称：‘近年泰西各国屡请派使修聘，诸国幅员权力十倍朝鲜，不可不派大公使。惟派使之初，未谙体制，未先商请中朝，派定后即饬外署知照各国，以备接待。兹忽改派，深恐见疑。仍请准派全权公使前往，待报聘事竣调回，或以参赞等员代理，庶可节省经费；并饬使至西国后，与中国大臣仍恪遵旧制。’等语，辞意甚为逊顺。臣复加筹度，更将有关体制者先为约定三端：一，韩使初至各国，应请由中国大臣挈赴外部；一，遇有宴会交际，应随中国大臣之后；一，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，先密商中国大臣核示，并声明此皆属邦分内之体制，与各国无干，各国不得过问。当即电饬袁世凯转达国王照办。兹复准王咨称：‘于十月杪饬驻美公使朴定阳、驻英德俄意法公使赵臣熙先后前往，所定三端并饬遵行。’臣查朝鲜派使往驻泰西，其国原约有遣使互驻之条，遂未先商请中国，遽以全权公使报闻各国。此时虑以改派失信，自是实情。既称遣使后与中朝使臣往来恪遵旧制，臣所定拟三端又经遵行，于属邦事例并无违碍。”（《清史稿》卷三一三）
所有赦回李罡应一切事宜，著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妥商具奏。李鸿章得清廷谕旨，遂会商总理衙门，派袁世凯为护送员，赦大院君归国，并密授机宜。袁告大院君曰，汝今得归，皆我于李中堂前力保，慎勿负中堂恩及世凯意。并令大院君盟誓，归国后当令韩王永远臣服。并有种种约束。
第五节护送大院君返国
是年秋九月，袁世凯奉清廷命，携赦书送大院君返国，名曰大赦还乡。
“是年，释李罡应归国，熙奉表谢恩，贡方物，留抵正贡。”（《清史稿》卷三一三）
“袁自与日本开衅，由朝鲜解职归国后，屡上书言朝鲜事，以此于李鸿章。李知其少年浮躁，不学无术，置弗答。时朝鲜王之父大院君被拘留于天津，廷议遣回，袁乃曰与鸿章之左右相结纳，竭力献媚，使揄扬其在朝鲜时之举动，谓为夙孚人望，鸿章笑颔之。既而又重贿鸿章幕客，托为说项，遂以护送大院君回国之事委之。袁临行时，忽请率兵往，鸿章斥曰：‘中国已与日本订约，彼此不得以兵赴朝鲜，尔未闻耶？’袁唯唯，始与大院君乘轮东渡。而朝鲜王妃闵氏深忌大院君，且恶袁。时有洪在义者，曾救妃死，袁乃先使人纳重金于洪，使言于妃，谓抵京时必迎候如礼。妃雅不欲，袁因出所携珠宝、绸缎尽以馈之，妃大悦，始设幕于南门外，以备郊迎。大院君既归，袁留朝鲜十余日，回天津谒李鸿章，自诩其调和朝鲜王室之功。又谓朝鲜欲与俄人相结，请预防之，鸿章以为能，故有派充朝鲜商务委员之事。”（《袁世凯轶事》）
呜呼，以国君之父，虏之归之，皆出自他国，已属公理所无，又曰“大赦还乡”，故各国报纸皆以此四字题著为论说，訾议繁兴，韩君臣皆耻之，而王妃尤甚。抵汉城日，王妃使杀壬午变乱所牵涉者三人，以耻大院君。袁世凯送大院君归，其意欲使韩王父子相牵制，以紊其朝纲。韩多变故，清可藉以侵吞，袁之才略亦可藉逞。故先请李鸿章致书韩王曰：袁世凯两次带兵贵邦，扶危定倾，人民信重，大皇帝以其深悉韩之情形，派充护送委员。庶使殿下父子融洽无间，保全天伦云云。至是闻韩杀此三人，遂恫吓其王曰，天恩高厚，赦回太公，皆凯向李中堂前力求。今太公抵国，毒杀三人，不但太公无色，即凯亦无颜对大皇帝与李中堂矣。一旦天威震怒，凯窃为大王忧之。且贵国每岁上书，哀求天恩释放太公，兹如愿赦回，即有此举，匪特大皇帝视大王上书非本意，即各国亦皆耻大王无父子恩。彼昏暗韩王，安能当袁之辩论与其恫吓哉？遂求计于袁。袁告金允植曰，天朝久知韩王不孝，无父即无君，恐将来必调兵至韩。前此派我送太公，即拟留为监国大臣，凯力辞，故未明降谕旨。第命李中堂谕我探王举动。此事我如直陈，即天恩高厚，不加征伐，亦必派大臣监国。即我辞，而国家人材众多，必另简贤员，恐不能如世凯一再包容，为王曲讳也。韩王大恐，使金允植再求袁计。袁密告金曰，王果改过自新，惟有仰体大皇帝与李中堂意旨，请派贤员襄理朝政，非此不明心迹，然亦实于贵国有益。金等揣知袁意，请其王函达李鸿章，称袁驻韩最久，情形熟悉，获益良多，乞李转奏派袁驻韩，俾得将伯之助。袁所谋既遂，又于金允植等口内探得韩之秘事，归报李鸿章，并编陈节略，称此系与韩王及执政诸大臣笔谈，统呈于李。此袁世凯充驻韩办事大臣之原因也。录其呈李笔谈节略，以见袁之作为云。
与韩王笔谈札记：
李中堂因屡接殿下遣使省问太公，并密恳代奏放还，因感大王孝思纯笃，迭为具情奏恳。兹蒙大皇帝锡类推仁，恩准赦还，全大王仁孝之名。李中堂深谋远虑，恐无知愚人从中播弄，激生事端，选使不才护送东来。名为护送，实则调和贵国家庭之变。不意抵汉（城）未经二日，即闻毒杀一人，大辟二人，俱言为治壬午乱党。闻之骇然，殊有负大皇帝厚泽、李中堂苦心，即区区亦与无光焉。凯明知不才，不能胜任，惟愿宣布皇帝大德、中堂厚意，不料如此爽然失望。询诸执政，均云非干太公，只为治乱党耳。然何以不先不后，而独于太公甫至之日，打草惊蛇耶？太公在李中堂前，自誓归国后绝不干预朝政，惟有杜门谢客，以终余年而已。如今所为，将何以安老者耶？中国当道惟愿朝鲜君臣父子各自相安，庶无东顾之忧，此俱为朝鲜计，岂为中国计耶？凯所以呶呶不休者，为大王伦常大节、君国大计起见，其实与凯何干？愿大王洞鉴此意，俾免他国非笑，后世訾议，则幸甚矣。
与朝鲜执政大臣笔谈节略：
金允植云，初认穆麟德，尚属明白，有向韩之心，谁知包藏祸心。今春充副使往日本，与俄公使订约，竟敢瞒同行之徐秋堂，与俄公使私结密约。继俄使来韩，自撰一约稿，密呈于王。内载有由俄派教师，教练江华等营兵，并保护韩国自主独立，韩以某地为酬等语。王云可召金允植、徐相雨、金宏集三大臣及俄使入宫，连王共五人，即可议定钤押互换。其用意在先诱王答应，然后挟王命以劫植等画押。事出仓卒，不敢不从。幸穆透于其友，为植侦知，惊骇极矣，遂邀诸大臣入宫谏王。以事关重大，万不可轻许，王亦心异之。穆知事不成，告植云，此朝鲜大利益事，国王何故犹豫？颇有怼色。植以此事太大，何不告政府转商天津？穆曰中国其如俄何？此约若成，韩之幸福无量，岂但中国不敢小视，西洋各国亦不敢轻韩。如不决，恐祸将至。许多恫吓之语。继经植等与俄使三次会谈，俄使色怒。穆又倡言韩每事皆屈于人，而独逞强于俄，殊可怪也。俄不甘休，必至兵连祸结而后已。凯告以俄听穆诡谋，以为朝鲜不娴外交，大施恐吓，即可依从。君须抱定宗旨，牢不可破，俄必以穆言不可听，转交好于韩，此离间之一法也。凯当设法诱穆到天津，求李中堂另派差委，俄方攥兵于英，断无分兵向东之力。且亦明知如此大事，果兴兵，中国必全力助韩。日本共处亚细亚卧榻之旁，岂能容人鼾睡耶？亦必并起而攻。英截其海，土耳其蹑其陆，俄势虽大，必不能敌中英日土四国也。若再以大言相吓，可对以宁亡国亦不允此鬼祟之谋。此事自可收束，无足虑也。
以上两笔谈，均袁实在之谈耶？却不敢必。人谓袁铺张失实，于兹可见。李鸿章得袁告韩种种情形，密奏清廷，大略谓韩王暗弱无主，易受人愚，此次为穆麟德所卖，苟非袁世凯向其执政诸大臣开诚布公，晓以利害，即与俄结密约，大局将不堪设想。现韩王虽已猛省，穆麟德为袁诱回天津，而俄人仍施恐吓手段，未肯甘心。韩人不娴外交，遇事无所措手，自移师内渡后，仅有陈树棠驻韩为办理商务委员，与其朝政多隔越。韩果受日、俄之愚，后患不可思议。袁世凯久驻韩京，熟悉情形，两次肃清韩乱，其君臣大相钦佩。此次因袁世凯送大院君归韩，韩念袁从前驻韩获益良多，函称袁世凯离韩数月，如失左右手，请为代奏派袁世凯驻韩襄助一切。查其所请，系出至诚，袁世凯忠亮明敏，心地诚笃，倘准如所请，改为总理办事大臣，现驻韩办理商务委员陈树棠已经期满，应即调回，以袁接充，实于御外抚藩两有裨益。清廷降谕旨著照所请。
第六节驻韩办事大臣
光绪十二年，袁世凯奉清廷命，充驻韩办事大臣。由李鸿章致书于韩王曰：
前奉琅函，以袁守世凯两次带队贵邦，扶危定倾，为贵君臣所信重，鸿章亦深契许。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，已具情奏达天听，奉旨命驻汉城，充办事大臣，兼襄助一切。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，望随时开诚布公，与以商榷，必于大局有裨。该守素性梗直，夙叨挚爱，遇事尤能尽言，殿下如不以为逆耳之谈，则幸甚矣。（下略）
袁世凯此次到韩，较前自大不相侔。既奉清廷简命，又得李鸿章函称襄助一切，凡内治外交紧要事宜，均须与之商榷，俨然监国体制。世凯自命其权力地位，亦在各国驻韩公使之上，遇有各国公使会议筹商事务，则派翻译唐绍仪充代。车马服从亦极丽。至韩宫府行为，外交动作，事无大小，悉加干涉，韩无一事能自主。而又布满腹心，举国执要政者皆阿附之。黜陟大权尽为袁有，甚至韩王欲换一宫内小臣不令袁知，辄日任用小人，必去之而后已。
日国闻袁世凯待韩种种行为，大相惊吓，开议数次。热心国事者谓袁此等举动，势将并吞三韩，不可坐视，宜忠告袁世凯，如不听则戎衣相见。老成持重者云，袁既明奉清命，不知此举系清政府之令与否，国家大计，不可轻于一掷，伤东亚和平。且日国甫改官制，内政纷繁，加以经济困难，亦不能轻举，俟默察清韩间关系。于是乃从伊藤侯、井上伯议，结好清国，由政府致书驻日清公使徐氏，联清日两国盟好，同谋韩国进步，以全东亚和平。嘱清政府命驻韩袁世凯就近临东京，与我执政诸臣面商一切。清政府得徐氏报，即电饬袁世凯定期赴东，以敦和好。
是年五月，袁抵东京，晤我内阁总理伊藤及诸大臣会商，日国提出忠告十二条，头绪繁多，不及备载。大意劝袁勿损害韩自主权，宜劝韩变法以图自强，日中两国有唇齿谊，宜协力图谋，果韩亡亦非中日幸福，两国苟欲并韩，恐资西洋各国口实，使坐收渔利耳。世凯阳表同情，其心终以韩为清属国，非他国所能干预。日国当时亦无如之何。而袁之专横仍不稍减，卒致韩不能耐，求助于俄，数赴俄使馆密商。俄使欲韩王用国玺书为凭，韩王不得已予以密函，盖用御玺。其大旨在脱清独立。录其致俄使密书于下：
密启者，敝邦偏在一隅，虽独立自主，而终未免受辖他国。我大君主深为耻闷，今欲力加振兴，悉改前制，永不受他国辖制，惟不免有所忧忌。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，有唇齿之势，与他国自别。深望贵大臣禀告贵政府协力默允，竭力保护，永远勿违。我大君主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，或他国有所未协，望贵国派兵舰相助。期以妥当，实深景仰于贵国也。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，谨致大俄国钦命大臣韦阁下。
韩王甫萌是念，袁即侦知，盖王近臣多阴附袁而王不知也。闵泳翊又密报袁。及韩王送密书与俄公使时，袁已函电李鸿章，谓韩王此举不韪。择录李、袁函电数则于下，而袁世凯外交手段于此可见一斑。
袁致李鸿章电一：
顷得闵泳翊密告，韩王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，深以为耻。二十余群小因而附和，蛊惑目深。近派人至俄使韦贝处密约，求俄相助，保护自主独立，与天下各国皆平等，巨文岛亦求俄助韩防英。俄使因而愚之，欲要盖印国玺文凭为证。泳翊苦谏不入，孤掌难鸣，大局将从此决裂等语。泳翊词意追急，求凯电禀钧前，速设法挽回。或已予俄公文，亦未可知。惟韩廷谬妄，至死不悔，忠言难入，乞早筹备，以免落俄之后。
袁电二：
闵泳翊各语，已详前电。顷又来云，王首倡意，群小附之，蓄意已深，牢不可破。如拂之不但为王所疏，必为群小所害，徒死无益。不如阳顺联俄，阴密通华，庶可扫除群小。有此一变后，或可奠安社稷。求俄保护文凭似已送过，云云。凯管见韩纵送文凭与俄，俄兵未必速来，不如待其联俄之举暴露，先派水师稍载陆军，奉旨迅渡，废此昏君，另立李氏之贤者。次以重兵继渡，俄见我先入韩，已易新君，或可息事。若待俄兵先入，恐难措手。凯庸愚浅陋，无能补救，苟有一得，未敢壅于上闻。
袁电三：
顷电局陈令面称，有俄使寄该国长电，不知何事，因线断未发。当即招泳翊至，诘问再三。翊云李中堂如告人，翊必先死。中国问罪韩王，我无以对吾君。凯至再开导云，必求中堂秘密，亦不问王罪，不过去群小耳。翊始偷公文附本送来，并呈宪鉴。
袁电四：
俄久欲在亚洲觅一水师出路，韩有此举，俄喜出望外。而不能甘心者，英与倭耳。可否乞速派大员核办？并密商英使，派水师帮巡洋面，嘱倭不可因华动而妄动。宪意如何办理，乞密示。以便密谋英、倭，联络一气。
袁电五：
俄使韦贝及韩廷尚不知中国已查觉，意欲待俄兵来，再明告各国，与华平行。窃揣此时俄意，不过愚弄韩人，欲先得一海口，而徐图并吞。如华出其不意，先发速办，则事易了结。迟则俄必纠缠，纵可挽回而韩难完全。明日有倭商船开往烟台，俄前电虽因线未修好，未曾发寄，兹必由烟寄回，调驻亚兵船来仁川，以壮韩胆。现西人纷议俄将有兵来韩，东方不久必有战事。查此语系俄使慰藉韩之群小，以致传出，必无大兵东渡也。
李鸿章得袁世凯种种电告，乃密筹对待。一面征兵，一面电嘱驻俄清使刘瑞芬，令密探俄政府举动。并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，请代奏清廷。录李鸿章致醇亲王函于左：
连接袁守世凯密电，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，请俄保护。并欲与各国一律平行，如他国有所未协，请俄派兵相助等语。俄使韦贝必将此函电达俄廷，想俄廷未必拒而不受。即此时碍于中国和谊，未便先发，必隐留此案为将来吞并之计。鸿章于此事熟思审处，诚如前日钧谕，既难无题作文，又虑棋著落后。今事虽秘密，机缄已露，碍难迁就。恐非诛乱党、废国君，无以挽回局势。但由中困派兵往办，显系拒俄保护，而各国疑忌更多，口舌愈大。现拟派前管朝鲜电报陈守允颐驰往朝鲜，以查看电线为名，密与袁守世凯及其国大院君李罡应筹商一切。如果李罡应有诛乱党之力，即属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，一面电报北洋，由鸿章相机酌办。仍查照上年日本约款，令徐承祖知照该国外部，再派兵东渡，以资镇慑。应否简派钦使，至废立之事，须俟察看情形，请旨定夺。苟李罡应能自诛乱党，应由袁守密嘱其小心防维，勿伤各国。英、俄、倭闻韩有内乱，必派兵船前往巡护。俄、倭甚或派陆兵登岸，第我兵闻乱即至，先扎王京，彼亦莫如之何，不敢谓我师出无名也。且英、倭必不愿俄人保护，似不至与我为难。俄人虽有不乐之隐，亦不能怪我多事，与我开衅。即或纠缠不已，将来或效巨文岛故事，亦欲占永兴湾，或与中国共立保护之约，然不能使中国此时认奸党一信为保护的据，而步法越后尘也。惟是事机变迁，非可预度，将来能否如鸿章所料，可发可收，诚不敢必。自念北洋兵船不足，饷力艰窘，何敢冒昧从事？尚祈殿下筹划主持。……此时韩信初去，俄信未复，正在人不及防、事未发露之时，尚可由我密为筹措。袁世凯迭次密电，及鸿章与刘芝田电，均另钞奉阅，敬祈酌示机宜，俾有遵循，是所祷盼。再此事关系机密，不得不径陈殿下。总署枢廷王大臣，均乞转到为幸。
附李鸿章致驻俄清公使刘芝田电：
顷驻朝鲜袁世凯密电，韩政府求俄保护，已送密函请韦贝转达俄廷，允派兵船来助。韩为华数千年属邦，天下皆知，俄华素好，望密探商俄勿受此文，韩无事，尤勿派兵为要。
清总理衙门得李鸿章据袁世凯各报，即密奏朝廷。奉清廷旨曰：
本日奉懿旨：醇亲王奕儇进呈李鸿章信函各件均悉。此时情事未定，先以整军备俄为主。李鸿章务将调兵事宜赶紧预筹，为朝发夕至之计。先事宜审慎，不可大意。临事宜决断，不可犹疑。一面酌调兵轮赴朝鲜海面，不时操巡，以联声势，并电催陈允颐询问之事有无把握。刘瑞芬诘问外部若何情形？一有确复，即电闻请旨办理。钦此。
李鸿章奉旨后，即派丁汝昌水师，及暗雇商船装运陆军前往。袁世凯知事机已动，即明向韩延诘问。韩王本属无脑筋人，一时为袁所逼，乃出此走险之谋。至袁诘问，知事已泄，惊惶失措，父子君臣相顾而泣，概委不知，派诸大臣求袁容量。不知袁久已电达政府，问罪之师已经在道，又知韩王无能，俄政府未必开衅东方，复电李鸿章速其实行。
袁电六：
韩王使送文凭人蔡贤植逃，而幽害之以灭口。欲抵赖匿凭，以待俄兵。然文凭有韩王国宝，将不知从何抵赖？鬼蜮情形，殊可切齿。此时臣民交哄，举国鼓沸。如有五百兵，必可废王，擒群小解津候讯。查王及妃托俄已深，事必通俄，勾引串谋，愈去愈深，华难胜防。凯本庸愚，谬叨委任，际此非常，瞬息千变，日夜焦急，伏乞宪台密授机宜，庶无陨越。
李鸿章连接袁报，兵已首途。兹接袁电，又添四兵舰驰抵仁川，以备乘机举事。时日本各报多载此事，民间大哗。而伊藤、井上诸氏，持静以待动宗旨，盖深知清政府有始鲜终。一切皆已准备，适丁汝昌所带定远舰队触石受损，驰往日长崎石坞修理。而国民深恨清对韩举动恶劣，见清水师兵登岸，聚众杀伤多人。丁遂电禀李鸿章，谓日本群情汹汹，韩事宜慎，不可轻举。于是日清两国杀伤水师军人问题又起。李鸿章前顾后吩，使果废韩王，恐我国必不认可，又因屡询俄政府韩求保护一事，俄皆答以不知。韩又推系小人所为，已拿金镇嘉等治罪。驻俄清公使刘芝田向俄政府极力探询，毫无影响。李鸿章遂密示袁世凯趁风收帆，令韩政府索回与俄使原文，严惩群小，权了此局。而调将惩兵之举，亦遂消灭。袁得李示，阴使韩民怨谤其君，迫韩王索回联俄公文。韩王不得已，往求俄使。俄以此事袁世凯不应干涉，倘再催索，即电俄政府戎衣从事。韩人左右为难，而俄使任中国多方鼓动，佯为不知，中国终无之何，只得因循了结。嗣世凯令韩逐去近臣数人，韩派宰相徐相雨赍国书赴清廷辩诬谢罪，并照会袁世凯，声明韩廷实不知情，设有此事亦小人妄造，实非公文。又启用金允植，其事遂寝。录朝鲜致袁世凯照会于下：
为照会事，照得本政府屡蒙贵总理诘问本政府有公文送俄公使求其保护等情。查此事国王暨政府皆不得知，闻之实深惊愕，立即差人向俄公使探索此文凭。该公使只云诧异，并无影响。盘核无从，曷胜焦灼。窃小邦服事上国，蒙皇上字恤，恩同罔极，而小邦感戴亦可质诸神明。不意奸细之类平地构诬，欲兴离间，祸及下邦，下邦不胜惶悚。乃谕本政府将此事实密告贵总理详悉，并由国家派丞相徐相雨携带辩诬书诣天廷谢罪，并乞诸王公大人及北洋大臣核办鉴原，俾小邦伸其诬枉，实为德便。合此先行照会，请烦贵总理查照施行。
韩廷照会后，即派丞相徐相雨赍辩诬书赴中国总理衙门及北洋大臣两处谢罪，其大旨亦如给袁之照会。清阅韩书，咸向徐究此事原因。徐恨袁专横，指为袁凭空结撰，韩俄并无影响，又讽袁平日种种暴躁。清廷诸大臣多认袁无事生端。总理王大臣嘱李鸿章另觅妥人接充，速撤袁世凯。幸韩王妃侄闵泳翊偷盗韩廷致俄公使盖印公文副本给袁，袁乃寄呈李鸿章。闵泳翊又逃在天津，求救于李。人证皆在，李鸿章据实函达总理王大臣，为袁辩白。总理王大臣得李书，复以世凯遇事张狂，举动暴躁，嘱李严申训戒。李如所嘱，转知世凯。袁受训诫，兴致大阻，韩间得自由。平心论之，以韩廷谬妄，虽无袁世凯之逼迫，而簧鼓满朝，势必有附俄之谋，不过袁促之使速耳。但袁能造端，即能结果，使其不能实行，不得不称之曰能。袁于此事功过固可相抵。特其功名热中，不明时局，又不得不谓之躁。使当时清国兵力足抗强俄，其谋废朝鲜也固宜。乃当时英侵西藏，法并暹罗，识者几为清忧，有岌岌不能自保之势，而徒拥朝鲜备藩之虚名，并阻挠其进步，自误以误人，殊可笑也。
袁世凯结束此事后，并未得功，转受政府斥责，其专横举动亦渐收敛。故光绪十三年至十四年间，日、清、韩三国国际上亦甚和平。但袁虽收敛，不过于韩廷事不多干涉，至与各国公使交际，其初位置自高，势难中落。尤其俄公使以其干涉韩之文凭事衔恨尤甚。各国公使因袁自大，亦多不满意。俄使嗾各国公使开议，举美公使报告美廷，请美廷直达清廷。盖知袁为李鸿章所信任，非动国际交涉，不能使袁去位。美使承认后，各国公使均将袁专横自大之举动函告各国政府。至闵泳翊者，前为袁盗韩王致俄使密书副本，事发闵即逃至清，求李鸿章保护。李不加意，闵衔之切齿，又逃之英，逢人辄告谓密书为袁捏造，欲起两国交涉，从中邀功，故陷我于危，含冤莫白。于是欧洲各报多以袁捏造国家印信，例应治罪。又以袁非公使，无治外法权，故美廷接其公使禀，即电知驻清美公使，向清廷诘问。录美使照会清总理衙门文于左：
为照会事，照得本大臣接准本国外部来文。嘱询中国派驻朝鲜袁姓宫系何等职任？闻在该国无论各国驻京大臣有何公事会议，彼均弗肯与议，惟派所用之通使前往。屡有事件，自以为与韩廷相近，与他国大臣不同。其所用官衔，按英文译系办事大臣，本国于此事将有行知本国驻韩大臣之件。故嘱转询中国所派驻韩之员，是否即系办事大臣？抑系二三等钦差？希即照复，查照施行。
总理衙门接美公使照会，即函知李鸿章速觅妥人驻韩，撤袁回国，并嘱李代拟答美使照会。李接信即答以袁世凯办事热心，颇有血性，见忌外人，多由于此。极力为袁解免，且谓复美使照会应严词拒绝，美之此举系受俄所嗾使等云云。并代总理衙门拟就照会，录如下：
（上略）朝鲜为中国属邦，其国政凡与大局有关系者，则中国不得不派员往驻，就近谘商，以期妥协而防流弊。是以钦奉谕旨特派员驻扎朝鲜，办理事务，原与出使各与国名目均不相同。现派驻朝鲜之袁世凯，即系奉旨饬派者，其职任虽不便显分二等三等公使等职，而其应有之权力，实与驻朝各国公使大臣权位相等。遇事均得平行往还，朝鲜固不得慢待，即现驻朝鲜之各国大臣，亦不得轻视，庶可共敦睦谊。至各国驻朝鲜之公使、总领事等，若有公事会议，自应由中国驻朝之员随时察度办理，其应否前往预议，应听其自行酌办。此本无一定体例，本衙门未便遥度，贵国似不必过问云云。
美廷接清总理衙门照复，亦无异说。俄使知此举无效，其谋驱袁之志更切。初有英人某，韩拟聘充顾问官，嗣为袁阻，遂深恨之。至是俄公使怂其回国，运动英廷，诘问清政府。又有向充世凯英文通事清人姚某，以袁苛待，亦甚恨袁，与英人某同至伦敦。姚某与闵泳翊本旧相识，闵时亦至伦敦。姚携有袁手书密信等稿，闵与姚谋，嘱彼为证，请英人某说英执政大臣。闵具冤状，并有袁亲笔密书暨袁通事姚某为证，请转知驻英清公使转达清政府，以雪其冤。清公使不允，闵遂将其事揭载伦敦报纸。英人某又将袁私造韩王国玺密书及闵泳翊诉冤广告，统呈于英外部大臣，嗾外部大臣转告驻英清公使，密达清政府调袁回国。英外部某臣早接驻韩英公使函，言世凯之恶劣，加以闵泳翊逃至英国，英难安置，即将各报汇送驻英清公使转阅。并云闵泳翊逃窜敝国，似国事犯而非国事犯，本部碍难布置。究其情由，实袁陷害。拟请贵大臣密告贵政府调袁去韩，本部送闵归国，实为两便。虽然本部为贵政府设想，事已既往，实难根究，乃一再思之，贵政府可于此时藉故迂袁之官，或以任满调袁回国，均无不可。第此等事本系贵国内政，非外人所能干预，不过贵国与敝国素敦和好，故敢远献萏荛。贵大臣如以不谬，希即转达，贵政府当有权衡也。清公使闻此，似与国体有关，如其所言，直达政府。
袁世凯此时横被群情之攻击，其原动力皆由俄使。俄使之意，是恨袁破坏其密谋，势非使袁离韩不能达其目的。时韩倚赖俄亦甚笃，俄使与袁各欲谋增势力范围于韩，其势自难两立。在俄使出此全力，意可逐袁离韩，与韩人重申密约。乃俄使韦贝氏机事不密，其谋多泄，驻英清公使告清政府书未到之先，而东洋已纷纷传说俄韩私结密约，俟袁任满即将实行，为袁侦知。袁又另换一副手腕对待韩、俄。以此次之事若再自行举发，转觉不妥，遂暗使经商东洋之欧人传诵其事，使闻于清政府。上海各英文报亦著为论说，事果闻于清政府。李鸿章遂电告袁世凯密探。录其电文于下：
顷外人纷纷传说，俄现与韩立密约，俄允保护韩，韩允予俄利益。岂陆路通商约外又有密约耶？可确查密探。
袁世凯接李电谕，时驻韩将届三年。遂乘机复答韩俄密约事，历诉驻韩功绩暨招怒之由，乞李觅员代己。其大旨谓韩廷受俄愚弄，蓄依俄之意已久，密查此事，实有俄员马秋宁来韩议约，继又有俄皇族弟到韩代俄皇签押，其内容如何，无从探访。要之三韩一隅，东有倭人之窥，西有俄人之伺。凯自蒙委任，时凛冰渊，每一思及，寝兴俱废。三年来竭尽愚忱，不计劳怨，惟思顾全大局，所挽回补救者幸尚不少。此凯招尤致怨所由来。韩廷视凯几如目中钉，必拔之而后快，故屡次明陷暗害。幸蒙宪恩烛鉴，不为所动，而凯实时时自危，现届三年期满，惟有叩求速派贤员，来韩瓜代云云。李接袁禀，即据情转达总理衙门，并叙袁驻韩颇任劳怨。节录原函于下：
顷接袁世凯禀，以在韩三年届满，请派员更换等情。查阅来禀所言，自是实在情事，兹将原禀抄呈察览。该员素有血性，驻韩三载，能任劳怨，惟少年气锐，初到时间有涉于疏略及过当之处。鸿章一再告诫，近来历练较深，尚能慎重自持。往年两次遣兵定乱，该员身在行间，为彼中士民所信服。旋经派往专驻，遂觉久而愈亲。韩王之心日离，其政亦日紊，该员随时纠正，补救颇多，为韩王及各西员所畏忌，亦正坐此。详绎历陈各节，该员亦以此自危。此时若更换得人，既有成规可循，又可暂释韩王及洋员畏忌之心，或者较易措手。鸿章再三审度，实无其人。（下略）
李如右之意达总理衙门，适驻英清公使述英外部大臣函亦到。时总理衙门领袖醇亲王与李鸿章意极融洽，凡外交事件悉依赖李。李亦不敢擅专，遇事必商醇许可乃行，故能和衷共济迩时东西洋多有天津二政府之称。。袁世凯之黜陟，本属总理衙门之权限，醇亲王因李鸿章屡言其才能，故欲撤袁，必商之李。虽有驻英清公使之函，仍是与李熟商，嘱其酌度，可否作为三年期满奏保来京引见，调袁回国，另派妥人。李接信仍不稍动，更代袁历叙被陷原因，深言驻韩得力。节录原函于左：
顷奉公函，以黎莼斋函称某大臣所言各节，商及袁世凯任事出力，保奏引见，暂行调回，另派妥慎可靠之员往代等因。莼斋函致敝处，大略相同，彼固不深知此事颠末也。闵泳翊向与袁世凯交好，惟与李罡应世仇。自乙酉秋世凯护送罡应回国，该国王与泳翊至亲，其父子参商太甚，遂疑世凯阴助罡应。泳翊竟捏造废国王起用罡应之说。姚赋秋者，上海人，与德尼素识，往投朝鲜，帮助德尼倾陷袁道。以曾在袁处从事，旋被撵逐，挟嫌诬称有袁道手书为凭，实皆空中楼阁。闵泳翊与袁生隙，在韩自危，于丁亥夏间出奔，径逃香港，不敢归国。鸿章早有所闻，曾密诘袁世凯是否曾有此事，该道指天誓日，忿激不平，请调回津与闵质对。该国王偏信泳翊，又极力庇护，不欲其赴津面质，计无复之，去秋乃有藉词请更派之咨。敝处前三次上书钧署，屡以更派得人为难，袁道暂留为是。若轻信谣诼，而使任使者抱不白之冤，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，孰敢蹈此危机哉？姚赋秋赴英，显系泳翊招之，使播弄于不知颠末之星使，以上闻于左右耳。（中略）鸿章再四审度，驻韩一席，实无有再妥于袁世凯者。尊处如有其人，即乞明示，以便更调。
总理衙门接李鸿章复信，其言似有愤意。光绪十五年春，适李鸿章入都陛见，总理衙门遂与熟商袁之去留。李又历表袁功，谓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除袁之外，尚未见其人也。于是总理衙门承李之意旨，遂以袁世凯驻韩三年，办事得宜，奏请奖叙，仍留韩为钦差大臣。奉清廷谕旨赏以道员升用，并加二品衔，余着照所请。李与总理衙门议妥，即电袁云：
顷在京晤邸枢，代达汝能不辱君命，操纵得宜。邸枢亦知汝熟习情形，许为会衔具奏，请奖二品衔升用道，仍留为驻韩钦差。不日当奉明谕。
按：袁世凯几番受外界攻击，卒不去韩，转迁升官级，虽袁善运动，而众口铄金，微李鸿章与醇亲王，能不为外界所动者，亦几希矣。
第七节驻韩公使
袁世凯历经种种风潮后，卒末去位，而转迁官。虽李鸿章屡屡护持，而谆谆告诫亦随之。自此以后，袁之学识亦大进。其宗旨以和平接物，对于各国公使多极力笼络，大度宽容。至对韩之方针，其干涉仍不稍松，但不轻言废昏君改行省之事。是知侵吞之计不行，乃变而为吸收精神上之权利，举凡电政、邮船、造币、借贷等权利，思一网打尽，后当详叙。又以小智小术哄骗韩王以结其欢，袁世凯可谓能矣。俄公使向不甘心，嗾各公使帮扶，出此全力，仍未能逐袁离韩，于是又函告政府，痛诋袁非。俄外部大臣遂告清公使洪钧氏，转告李鸿章。李接洪函，即电告袁世凯曰：
洪使函告云，去腊俄外部大臣向洪言，袁某性情急躁，办事过火，殊欠和平，与韩官及各国公使不睦。韩王每作一事，袁即疑他国怂恿，与俄使亦甚不和，似非所宜。我屡告诫韦贝，不要干预韩事云云。所言汝之毛病甚是，务要痛改。
袁世凯接到李之训令，即复电云：
齐电敬悉。恪遵痛改。惟凯自去秋叠奉谆诲后，与各国人极力联络，曲意将就，德、英、法、日员均甚相洽。惟美使丹以韩派使事，曾相诘见绌。俄使韦以陆路商约，凯暗持数年，均存憾忌，外虽无间，内终难合。韦去夏请公宴，故缺华旗；上月大婚公宴，凯故张俄旗，示无较。至韦劝韩派使，并托言华使将构衅，请韩派德尼充五国副使，均有证据。且韦阴狡无礼，与德、英、法员亦不睦，俄廷末之闻也。凯惟有懍遵慈诲，倍惩躁急过火等病；仰答恩遇于万一。
先是韩修电线，借贷清款，一切电报人员悉由清派。至是拟还清款，请撤回各项人员，袁世凯不许。俄拟修元山线与清线相接，袁又多方阻挠。继与李鸿章、盛宣怀往复函商，以清无资本，始行放弃。
是年韩派使臣朴定阳赴美，清政府责其违章，大犯不韪。盖清以韩为藩属，凡韩使臣到他国，须先到清公使馆，由清公使携同谒见他国君主。有关于交涉事件，亦须禀命于清公使。乃朴到美，直赴美廷，故谓违章。袁世凯先则张大其词，迫韩廷撤朴回国，而各国均不承认此举。韩廷屡以是请，清亦不许。即调朴回韩，求清廷宽宥，先商诸袁，袁又不许。谓必照例惩办，方足重体例以整将来。然朴之使美，实韩王所命，韩王以公法所载通使常例，并无先谒他国使馆者，更无携同往见君主之理。韩廷至是实为两难。不惩朴则清不许，惩朴则后此专使各国不愿接待，不得已仍求袁世凯斡旋，并道其难处情形。袁乘机应变，生面别开。录其致李鸿章电文于左，以证明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