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2节
不仅如此,身份证上必须写明种族属性,划分完成,图西人占人口的14%,胡图人占85%左右。接下来,殖民者开心地搓搓手,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,在各个方面,政治上、经济上、教育上、行政上,都无比偏袒图西人,拼命扶植图西人上位,同时鼓吹“图西人是更高贵的人种、他们的文化是优越的、他们是含米特人的后裔”。
高贵啥啊,不就刚划分出来的吗,还有含米特人又是啥,我也没研究。
只知道图西人成了既得利益者之后,就开始膨胀了,真得觉得自己高人一等,没少做压迫的事,胡图人的矛头也就马上对准他们,心说你是啥玩意儿。
此时,反殖民主义可能都不那么重要了,两个人为划出的种族、不看身份证都不一定分得出谁是谁,开始了争锋相对和旷日持久的争斗。
同时,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,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,非洲国家纷纷独立,世界大势如此,殖民者也就顺水推舟,陆续把殖民地权力交回当地人手中。
这个时候,卢旺达的殖民者,就是比利时人,基于种种考量(胡图人毕竟人数众多),做了一件简单粗暴的事儿:交权的时候,把权力交到胡图人手里了。
明摆着要出问题:图西人当了那么多年人上人,忽然统治者变成了胡图人,而胡图人憋了几十年的气,正愁没地方撒。
所以,从1962年卢旺达独立之日起,国家内部,根本也就没太平过,图西人持续流亡,也持续被迫害,基本是大闹三六九,小闹天天有吧,到了90年代,流亡海外的图西人成立了爱国阵线,直接就和政府军开战了。
联合国觉得这样不行,94年的时候,出来调停,当时卢旺达的总统,名字太拗口,我们叫他哈总统吧,迫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,乘着飞机去国外和谈了。
这引起了胡图族极端分子的不满,这些极端分子开始煽动民众:你们忘记了被图西族奴役的日子吗,要是谈判成功,图西人掌握了权力,你们还有好日子过吗?
而针对图西人的灭绝政策也一直暗中进行,简单说来,有以下准备:
1)统一了暗号,叫“cut the tall trees”,砍掉高的树木。因为图西人长得稍微高一些。他们秘密通知下去:哪天听到这个暗号广为传播,那就是行动开始了。
2)清查图西人地址:他们基本掌握了所有图西族人的住处门牌号,屠杀一开始,都是按地址找上门去,直接开杀,基本没有能被放过的。
3)购买大量武器,据说93到94年,光砍刀就购进了50万把,估计是没那么多钱买枪支弹药,而且吧,这些砍刀大量还都是中国制造的。
据说当时中国的厂方也很惊讶,问订单数量怎么这么大啊,人家淡定地回答,今年橡胶大丰收,要砍橡胶。
日!
那么多张嘴,那么多人参与,这消息其实不保密,很多人都听说了,没当回事,当时联合国驻卢旺达的维和司令是一名加拿大人,叫达莱尔,连胡图人藏武器的仓库地址都知道,汇报给总部的时候,纽约方面回答:收缴武器超过了联合国的授权范围,不允许。
4月6号,哈总统谈判完回国,座机即将降落时,被两枚导弹击中,机上所有人全部死亡。顺便说一句,飞机上还有一位布隆迪的新总统,搭便机的。
屠杀几分钟后就开始了,胡图人的电台开始疯狂播报:我们的总统被杀了,是那些图西人干的!来吧,拿起武器,为总统报仇,砍掉高的树木,让我们杀死蟑螂!
一夜之间,整个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陷入了腥风血雨。
更耐人寻味的是,首当其冲被杀害的,还不是图西人,而是那些胡图族温和派人士,甚至包括了高官,比如宪法院院长、政府部长等。这传递出一个危险的信号:哪怕你是胡图人,哪怕你身居高位,你敢站在图西人一边,你也得死。
当时的西方各国,还有联合国维和部队,估计都是懵的,维和部队不能擅自行动,是否插手要等总部的指示,于是总部开始开会讨论。
那头讨论得如火如荼,这边已经杀红了眼,胡图人显然做过计划,一上来就杀了十个比利时维和士兵,而比利时维和力量,是当时卢旺达各国维和力量里实力最雄厚的一个。
比利时人没想到会动真格的,死了十个年轻小伙子,没法跟国内纳税人交代,国内也吵得很厉害,比利时人考虑了一下,决定撤侨撤军。
其它国家一看:实力最雄厚的一支都撤了,我留着不是等死吗,看来这里要失控,赶紧走吧。
大家纷纷开撤。
撤的时候,哪怕车上带了宠物,都不能带走一个图西人,胡图人在街上设了层层路障,一辆辆车检查身份证,查到了马上拖下来杀死,嚣张到敢当着联合国士兵的面杀人。
发生了很多悲惨的场景,比利时部队撤走的时候,是在晚上,说是要趁着夜幕悄然撤离,当时大约有2000多名难民受他们保护,难民围在车边,恳求说:要不你们拿枪把我们打死吧,子弹杀人会快一点,我们不想被刀砍死。
当然不能开枪。
撤离开始时,成群的难民跟着汽车跑,哭喊着说:“请不要扔下我们。”
数小时后,几乎所有的2000名难民全部遭到杀害。
根据资料,当时决心留下来继续工作的国际组织,只有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一个小组,以及后文被提到的悲催的达莱尔率领的联合国维和部队。
连无国界医生组织的外国医生也加入了撤离,一位医生对记者说:“我们断定,留在这里工作已经不再有意义,去医治一个即将被杀掉的人是徒劳无益的。”
联合国的会议还在开,讨论没完没了,还活着的图西人通过各种方式,向自己海外的朋友求救。
据说有美国的官员,给当时卢旺达胡图族的军方头目打电话,威胁他说:“你们要是不住手,我们美国会出面干涉的。”
其实当时,美国上下都沉浸在一桩明星大事里,辛普森杀妻案,根本也不怎么关注卢旺达是怎么回事。
那个军方头目回答说:“我们卢旺达,没有石油,也没有黄金,你们美国人会来吗,来干嘛呢?”
对美国人的行事风格还真是看得入木三分。
又有人向美国提出,美国即便不出兵,但是有那个技术,可以关闭卢旺达当地的电台,因为广播太有煽动性,也极其可怕——比如它突然发现了一个图西族人的藏身地点,马上通过广播通知所有胡图人:快来啊,xx大街十字路口那里,有一大群蟑螂!
所有听到消息的胡图人,跳上卡车,挥着刀就来了,路上还不断有要搭车的,搭不到车就跑步去,更别提那些本来就在附近的人了。
但美国人拒绝了关闭电台的请求,理由是,咱们不能干涉新闻自由——后来有人指出真相,短波干涉电台,每小时要花8500美元,美国人大概不想花那个钱……
于是,在bbc可以拍出照片、传出新闻的情况下,世界也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事,屠杀居然可以持续到三个月之久。
太多细节,不说了。
【三】
有一本书,叫《路西法效应》,论好人如何变成恶魔,或者说,一个普通人,距离杀人,到底有多远。
最后得出结论: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下,好人也会犯下暴行。这种人的性格的变化被他称之为“路西法效应” ——上帝最宠爱的天使路西法后来堕落成了第一位堕天使,被赶出天堂。
卢旺达大屠杀中,有许多颠覆人性的认知。
比如,医生本来是救死扶伤的,但医生里,出了很多“杰出杀手”,在人权组织报道里,不管是男医生、女医生,还是内科、外科、儿科、妇科,都参与杀害了自己的图西族同事、患者以及到医院来寻求庇护的伤员和难民。
再比如,教师会告发学生,甚至亲手杀死学生,一位胡图族教师对记者说:“我本人就杀死过一些孩子……我们一年级曾经有80个孩子,最后只剩下了25个。”
有一个农民接受采访,说:“我杀人是因为我被逼无奈。我不杀他们,我自己就会被杀掉。许多人死掉,就是由于不肯杀人……”
……
大屠杀事件平息之后,很多胡图族凶手不承认自己杀了人,一口咬定当时是被魔鬼附身,说:不是我干的,是附在我身上的魔鬼干的。
自己都无法面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。
【四】
之所以想写这篇文,源于前面提到的一个人,加拿大将军,达莱尔,是当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。
契机是,在看关于卢旺达的记录片时,里头提到这位将军——他陷入深深的愧疚和自责之中,几次试图自杀,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。
觉得不可思议:这不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啊,是个将军,男人,老成持重,见过许多大世面,残酷的事肯定也见了不少,又不是他杀的人,怎么就“几次试图自杀”了呢。
有些情绪激动的键盘侠,大概要喷他圣母了。
于是翻了一下他在这一事件中的角色。
1)起初,达莱尔授命担任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(又叫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,简称联卢)司令,要求给自己4500人,联合国给他配了支2500多人的军队,训练和装备都低下,缺少后勤,甚至零用钱。
他自己回忆说:“我们需要订购手电筒,经过长时间的拖延等待之后,手电筒终于到货,却没有配电池……”
2)他不具备情报收集能力,虽然曾向总部提要求,但是答复是:情报收集行动不符合维和政策。
3)但他还是很努力。1994年1月,胡图族阵营有个军官准备叛逃,他把计划透露给达莱尔方面了。
我们来看看那个人透露了些什么:
——胡图族培训了1700个人,这些人分为40个一组,每一组都“有能力在20分钟内杀死1000个图西人”,如今已经分散到首都基加利全城了,当“cut the tall trees”的信号传出,这些人会带头行动——也就是说,胡图人培训了“先导者”,因为大众是容易跟随和受煽动的,光听广播里说,也许没人敢动手,但如果已经有人带头进行了呢?
——胡图人有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的计划,这样的话,可以迫使比利时从联卢退出,而比利时人是联卢最重要的一支力量。
——他知道藏匿武器的地点,愿意提供地点并提供更多情报,要求是“联合国帮助他和家人安全地出走海外,并提供保护”。
请注意,当时是1994年1月,距离真正的屠杀发生,至少还有3个月。
4)达莱尔欢欣鼓舞,马上向联合国打报告,请求先把武器收缴,结果大家也知道了,联合国回复说超出授权,不允许。
5)达莱尔又做了数次努力,反复争取,都被拒绝了。他手下的联卢分散在基加利各处,相互之间被路障隔绝,十名比利时维和士兵被杀后,他尤其担心其它士兵的安全,食品剩了不到两周,有些营地的水只够两天的,燃料、弹药、药品都不足。
6)但是达莱尔还是坚持不撤离,他觉得,只要提供增援,自己一定能阻止屠杀,他三度接到联合国官员的指示,要求拟定撤离方案,他都拒绝执行,其中一次,甚至是加利(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)打来的。
7)比利时撤军之后,达莱尔几乎是绝望的,因为联卢实力大减,但他还是坚持在自己的营地保护着约3万名平民。但紧接着,更绝望的事发生了,比利时走后十多天,安理会通过一项新决议,要求撤回大部分联合国维和人员,仅留下一支270人组成的象征性部队。
……
从2500余人,到走了比利时人,再到只剩270人,还是四处分散的,后勤不足,食品和水短缺,弹药都所剩无几,没有增援,不能硬拼,毕竟已经死了十个士兵了,身为司令,也要对士兵的安全负责。
所以,整件事达莱尔应该负责任吗?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,但偏偏屠杀结束,他是那个“几次试图自杀,至今要靠药物才能入眠和保持情绪稳定”的人。
想来想去,大概是因为,屠杀发生在他眼前,每一天持续着,现场刺激太恐怖,超过了他的忍受极限。
不想指责那些开会和做决议的政客太过冷漠,他们也有自己的考量,我想,如果把他们拉到现场,让他们亲眼看到发生了什么,他们也会尖叫、痛哭、拼命阻止——但当他们远在万里之外,吹着空调,喝着咖啡,开着会的时候,他们就可以计较费用、利益、是否合算、谁出力更多、能不能少花点钱。
之前提过的那1700人,有部分是国外的军官帮忙训练的,一位亲眼看到屠杀惨状的法国军官嚎啕大哭,不敢相信“自己亲手调教的士兵居然犯下如此罪恶行径”。
因为达莱尔,我又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,注意到,有一位魏特琳女士,中国人可能很熟悉,南京大屠杀中,她曾经致力于保护中国难民,但很少有人知道后续:回国之后,她因为对人性的失望和精神极度抑郁,开煤气自杀身亡。
那些亲手犯下累累罪行的人,好多还信口雌黄拒不认罪,这些善良的人,却相继失去生命和正常的生活,我觉得特别不公平。
【五】
所以想写一个关于保护区的故事,但不想俗套地去歌颂、赞扬、描述他们怎么努力、怎么斗智斗勇。
我在想,如果有一个姑娘,在保护区时还很年轻,迫于种种压力,犯下了自己不能释怀的错,那么一切结束之后,她还会有勇气继续吗、会弥补吗,如何去弥补呢。
所以有了这篇文,四月间事。
其实算是给女主开了挂,很多她的前辈,比她年长、资深、更清白,像达莱尔、魏特琳,都过不了那道坎,希望用死亡来结束一切痛苦,她怎么过呢?
有时候写小说,会想当然,设置一方背负重重苦痛,遇到真爱的人,完成救赎。
但事实上,人生比小说复杂的多,不是所有救赎,都能用爱情解决,战甲一直都在,有时候要靠自己穿上。
就好像卢旺达事件最终有转机,不是因为国际社会重拳出击,而是图西人的爱国阵线打了回来,胡图族人觉得惶恐,害怕遭到报复,于是大规模逃往邻国——“跨越边界前,在路边丢下成堆成堆的砍刀、匕首、长矛”。
即便岑今没有遇到卫来,她也终究会让事情水落石出、让该报应的得报应。
卫来的出现,只不过是让结局更好而已。
卡隆是弱化了许多的卢旺达,没有真实事件那么绝望——死亡人数减到20万左右,不少国际组织和志愿者都留下来保护难民,建立了保护区,战后上帝之手要求对战犯追责,甚至可以有国家力量支持……
而前面说过,真实的卢旺达,大量战犯外逃,政府预测替死难者讨回公道要200年,很多重要战犯得到其它国家庇护,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国——卢旺达大屠杀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,也就是2014年,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都曾亲自前去祭奠,但当时的卢旺达,明确拒绝法国总统前来,还曾威胁要断交。
所以文中的设置,热雷米一案发生在法国,上帝之手宣称对热雷米被杀案负责之后,法国警局就不再追责。
故事有了梗概之后,自己也几度犹豫。
一是,这主题是不是太政治和严肃了?毕竟我一个网络作者,不想写到坐牢。所以行文过程中,许多情节做了淡化,前期基本都是互动的日常,到文章的末尾,翻出过往,停在四月的最后一天。
二是,故事全部发生在很远的地方,北欧也好,东非也好,除了男女主是华裔,配角全是外国人,再涉及时政,距离我们现实生活太原,题材一定是很多人都不感兴趣的。记得故事刚开篇的时候,还有读者嚎啕说妈呀连地名都记不住。
三是,自己试写了一章,觉得文风变得好明显,写这样的文,难免译制腔,人物的说话风格,不可能像国内那样随意、俚语张口就来、有代入感。
四是,因为不是恐怖悬疑那种天马行空式的构想,你写的每一句话,都要有些根据,不能想什么是什么,就算卡隆这国家不存在,也得基本符合实际,而头疼的是,文中写到的这些国家,我都没去过。